早上七点，我蹲在小区门口的早点摊前，看老板娘把面团甩成薄饼，油锅里“滋啦”一声腾起白雾。她左手转着铁板，右手用竹片刮下最后一抹面糊，葱花和芝麻在热油里翻了个身，香味直往鼻子里钻。“老样子？”她头也不抬地问，我点头，接过装着豆浆的塑料杯，杯壁凝着水珠，在掌心凉丝丝的。 隔壁桌穿蓝工装的男人正啃韭菜盒子，油渍在纸袋上洇出深色痕迹。他突然凑过来：“这饼得配辣酱才够味。”说着从兜里摸出个玻璃罐，拧开盖子递过来。红油里浮着剁碎的朝天椒，我舀了半勺抹在饼上，咬下去时舌尖先麻后辣，额头渗出细汗。男人笑起来：“我媳妇自己腌的，比超市卖的带劲。” 八点整，地铁口的闸机前排起长队。穿白衬衫的姑娘举着手机背单词，耳机线从领口垂下来；戴黄色安全帽的大叔把工具包挎在胸前，金属扳手随着步伐叮当作响。穿红马甲的志愿者举着喇叭喊：“请提前打开健康码！”声音被人群的嘈杂盖住大半，他索性把喇叭贴在嘴边，喉结随着喊话上下滚动。 我挤进车厢时，最后一位乘客正收起折叠伞。水珠顺着伞骨滴在地板上，在日光灯下泛着银光。穿校服的女生把书包抱在胸前，低头刷数学题，笔尖在草稿纸上沙沙作响。穿西装的男人靠着扶手打盹，领带歪到一边，随着列车晃动轻轻拍打衬衫。我抓住头顶的吊环，闻到前面人外套上残留的洗衣液味，是青柠混着雪松的香气。 十点半，办公室的绿萝垂下新抽的藤蔓。同事小林抱着文件撞进来，马尾辫甩得老高：“打印机又卡纸了！”她蹲在机器前捣鼓，碎纸屑沾在牛仔裤膝盖上。我递过胶带，她抬头笑时，睫毛膏晕开一小块：“昨晚赶方案到两点，咖啡喝得胃疼。”窗外飘来烤红薯的香气，保安大叔推着铁皮车经过，车轮碾过落叶发出脆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