早上七点，我蹲在小区门口的包子铺前，看老板娘把蒸笼掀开的瞬间，白雾裹着面香扑出来。她左手垫着抹布端笼，右手用长柄铁勺敲了敲笼边，“当”的一声，二十几个包子齐刷刷晃了晃，像群胖娃娃在云里打滚。 “要两个鲜肉的。”我递过手机扫码，余光瞥见蒸笼边沿凝着层水珠，正顺着铁皮往下淌。老板娘突然“哎”了声，铁勺往我面前一伸：“这笼底有个破的，漏了汤，送你吃？”她指了指笼角那个塌了半边的包子，肉汁把面皮浸得发亮。 我咬开包子时，汤汁顺着指缝流到手腕，烫得直甩手。老板娘在围裙上擦着手笑：“慢点吃，这笼我多加了半勺皮冻。”她转身掀开下一笼，白雾又漫起来，模糊了玻璃柜里摆着的咸菜碟——那碟子边缘还沾着昨天客人打翻的辣椒油，红褐色的渍像朵没擦净的梅花。 八点零五分，我挤上地铁。穿格子衬衫的小哥站在门边，耳机线从领口钻出来，随着车身晃动轻轻摇晃。他右手抓着吊环，左手举着手机，屏幕上是行密密麻麻的代码，蓝色背景衬得他眼下青黑更明显。对面座位上，穿碎花裙的老太太正给孙子剥鸡蛋，蛋白碎屑落在她膝盖的布包上，包口露出半截老花镜腿。 “下一站，人民广场。”广播声响起时，小哥突然把手机往兜里一塞，从背包侧袋摸出个保温杯。他拧开杯盖的动作很小心，水蒸气贴着杯口转了圈，慢慢散在车厢里。老太太抬头看了眼，又低头把剥好的鸡蛋塞进孙子嘴里，蛋黄沾在孩子嘴角，她用拇指轻轻抹掉，抹完在自己围裙上蹭了蹭。 十点半，我抱着文件走进会议室。空调出风口“呼呼”响着，把投影仪的光都吹得晃了晃。主管的马克杯放在桌上，杯壁印着褪色的卡通熊，杯底还沉着半口没喝完的咖啡。他翻着报表说“这个数据不对”，手指敲在A4纸上，发出“嗒嗒”的轻响。 “上周三的销售额明明写了三万八。”实习生小林突然站起来，马尾辫跟着晃了晃。她面前的笔记本摊开着，边角卷了边，上面用红笔圈着密密麻麻的数字。主管推了推眼镜，伸手去够桌角的计算器，计算器上的按键贴着张便利贴，写着“2023年采购清单”，字迹被磨得有点发毛。 “算出来是三万七千五。”主管把计算器转过来给我们看，屏幕上的数字闪了闪。小林的脸一下子红了，她低头翻笔记本，翻得太急，一页纸“哗啦”撕下来半张。我捡起那半张纸，看见背面用铅笔写着“今天要给妈妈打电话”，字迹很轻，像被风吹过的草。